埃利希·诺伊曼，荣格学派分析师，曾任以色列分析心理学家协会主席。国内著名心理学家申荷永称赞其为荣格学生中特别具有原创性的学者，是荣格精神的继承者。其《大母神》和《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都已被翻译成中文。更有学者声称，若想充分了解荣格的“原型”和“原型意象”，诺伊曼的书将是绕不开的经典必读作品。

《原型女性与母权意识》便是这样一本不容错过的经典作品。在本书中，诺伊曼分别对女性的心理发展阶段、月亮和母权意识原型、莫扎特的《魔笛》、大地原型、原型女性的恐惧进行了精彩解读。《出版者周刊》曾做出以下评论：“对那些对分析心理学感兴趣的人来说，本书将是至关重要的读物。”

从歌剧鉴赏意义上讲，《魔笛》是一部深具哲理意味的德国民族叙事歌剧。在这部歌剧中，莫扎特运用通俗易懂和引人入胜的神话剧的形式，体现了他的“乌托邦”的理想，即智慧终将战胜愚昧，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善良终将战胜邪恶。然而分析心理学家诺伊曼从荣格心理学的原型视角出发，对《魔笛》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剖析。诺伊曼认为，夜后代表的“恶”和祭司萨拉斯托代表的“善”形成的对立反映出男性对无意识层面的原型女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歌剧中被矫饰为祭司萨拉斯托和王子塔米诺对女人的傲慢与偏见。那么，诺伊曼为何会这样认为呢？

以下内容摘自《原型女性与母权意识》，有删减。

对《魔笛》歌词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长盛不衰的论调，认为莫扎特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为这个不合适且令人困惑的剧本谱曲，颇令人叹息。而评论家亦据此表态道，尽管这陈腔滥调的歌词随处充斥着不协调，但所幸仰赖莫扎特的音乐天才，始得声名远扬。

一开始，《魔笛》的由来似乎证实了这种观点。艾曼纽·席克耐德（Emanuel Schikaneder）经多方收集资料，并参考许多其他版本，创作出《魔笛》。然而，正值莫扎特曲谱半成之时，《魔笛》出现了重大改动。于是部分曲谱保持不变，部分推倒重来。一些评论家声称他们仍能在其结构中分辨出多种不同层次和互相矛盾之处。然而，我们留意到，《魔笛》的深层含义恰好通过剧本里的裂隙和不连贯之处传达出来，而何以如此，便是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不连贯之处可比作意识上的裂隙：其效果并不是破坏作品之完整，而是构成了一种因素，使作品与其更深层次相连，并激发出含有无意识内容的内在意义。

剧本的结构最初以童话故事中的情节作为基础，即善良仙子和邪恶巫师之间的斗争，这是主角，也就是那对恋人，演绎悲欢离合的背景。但在《魔笛》中，这个基本设置却发生了变化，或许这正是由莫扎特主刀修改的亦未可知——这一对两极对立的男女背景人物，角色完全颠倒了过来。善良仙子变身为夜后（Queen of the Night），代表邪恶原则；而邪恶巫师却化身为光明祭司。为了与此种价值转变保持一致，剧本不仅将（Freemasonry）的神秘象征囊括进来，更使其成为引导内在情节发展的重要部分。正是由于这样的变形，一场层次丰富而又玄妙难解的歌剧（我们不得不如此看待莫扎特的这部晚期的作品），从带有魔幻色彩的童话剧中脱颖而出。

莫扎特

众所周知，《魔笛》和《安魂曲》一样，都创作于莫扎特自知大限将至之时，那时，他对死亡临近的觉悟清楚地展现于书信当中。最初的童话剧摇身一变，成为带有秘密仪式的启蒙剧，见证了莫扎特意识上的信仰和伦理道德倾向。对我们来说，或许，这个莫扎特为之谱曲并糅合了至为多样的精神旨趣的奇特剧本，根本不是各种未能整合的文字片段偶然的拼凑。只有当我们理解了以下内容——剧本的多层次正如梦境，表达出意识和无意识的许多不同水平；这些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容虽然重要，但其目的却并非创造一个统一连续的剧本，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只是溜了进来，并全面影响了整个文本——我们才能把握住《魔笛》的深度及其潜在含义。

童话和童话剧往往富含无意识象征，它们依赖于普遍的但存在细微差异的人类经验，所以对它的解释开放而多元。童话主题是集体无意识的主题，这些主题对人类来说很常见，且以惊人的一致存在于最为相异的民族和文化当中。相比之下，莫扎特在《魔笛》中使用的“象征”，总体来说是比喻式的，因此更接近意识。对员来说，象征的出现，标志着某种概念上可以理解的内容。尽管不动用感觉也很难体验到这些内容，但它们还是缺乏象征的原始品质：主要内容为无意识和非理性元素——这些“象征”对应于另一种道德密码，通过它，会员获得启蒙。

作为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ism）和晚期炼金术的延续，和古老的神秘祭祀仪式间只存在着非常遥远且不直接的关系。对古人来说，神秘仪式所带来的宗教体验，与比喻中所强调的理性主义启蒙（rationalistic-enlightened）、所体现出的神秘狂喜的态度并不一样。《魔笛》中的伦理道德倾向符合莫扎特时代的精神——人文主义和“进步”，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魔笛》是现代的。然而，在的比喻中仍保留着地道的原型象征碎片，这些抽象的比喻有着原始的内核，而莫扎特在《魔笛》中所展现出的天才的情感和激情，使这种原始内核的多层次象征意义得以复活（这些丰富的层次，在理性化的过程中本已宣告丢失）。我们认为，正是童话故事和的奇特混搭，原型元素和象征元素才得以存留，同时剧作家和作曲家对这一过程并不必有所意识。

因此，我们对《魔笛》中内容的心理学评论，更侧重于其原型和象征背景，而非理性主义启蒙的比喻。内容有两条内在线索，其一导向意识上的、理性主义道德化的启蒙，其二通过原型象征复活了一种真正的神圣体验。第二条线索正是莫扎特《魔笛》之特点，如同歌德创作的不完整版《魔笛》的第二部分，以及他其他的作品和浪漫作品。

仪式包含一个启蒙仪式（initiation ritual），其过程和其他所有父权启蒙仪式一样，奉“穿越夜晚抵达光明”为座右铭。这意味着事件的进程由太阳的象征意义决定，就像我们在英雄的“夜海之旅”（night sea journey）a中所看到的那样。太阳在夜晚降临时沉入西方死去，因此太阳英雄必须穿越由黑暗的地下世界和死亡构成的夜海，才能转化为崭新的太阳，再次从东方冉冉升起。

太阳的象征含义是所有英雄和每条启蒙之路的原型模式，英雄代表着将要获得的意识原则，他必须在与无意识的黑暗力量的斗争中证明自己。同时，在和意识的对立力量斗争的过程中，英雄必须从无意识的夜晚世界中发现新的内容和生命，使它们脱离无意识的束缚，成为自己的宝藏和财富，通过这样的过程，他才能从这场赌上自己身家性命的冲突中得到转化和“新生”。在这种神秘仪式中，最出名的当属伊西斯密仪（Isis mysteries）中的启蒙，这在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小说中有所描述，其中，参与启蒙仪式的试炼者经历地下世界，并从四元素（four elements）的严峻考验中存活下来，再度出现的他，是“坚固的”，即“被照亮了”和发光的。在这个启蒙仪式中，试炼者成为奥西里斯，就像埃及国王一样，在自己的“奥西里斯化”（Osirification）中，呈现出这种启蒙之旅。

从这种意义上说，《魔笛》中的埃及象征，和象征一样，是完全“地道”的，即使和玫瑰十字会和炼金术的元素相比，它们仍比较弱。自古伊始，埃及就是秘密教派的发源地，这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伊西斯和奥西里斯的密仪是我们所知不多的远古秘密崇拜之一。

启蒙之旅中赢得的“奖品”，其意义和目的，在于人格的扩展，又因为奖品暗含照亮之意，所以也指意识的扩展。因此，所收获的宝藏的象征，无论解释为一种“更高的”生命、长生不老、智慧或是“美德”，总应该从人格转化的意义上去理解。

之所以说这种启蒙和发展模式具有“父权”特征（这种模式在西方很典型），是因为，意识的获得和原型男性的象征含义密切相关；而与意识对立的力量，则更偏好由无意识的本能世界代表，并与原型女性的象征含义联系密切。这样的联系，不可避免会导致对女性的贬低，对原型男性及与之相连的那类意识来说，原型女性代表着危险和消极的东西，即意识的夜晚面。然而，这种联系并非“自愿”的，它是原型的。这意味着，虽然客观上说，原型男性对原型女性的此类评价是错误的，但它也不会做出让步，除非原型男性（和那些与该原型认同的人）从心理上获得了一定的自我认知，知道它所做的其实是将原型象征投射出去。原型女性与无意识相连，不仅因为它是意识的诞生地，是大母神，更重要的是，那些认同于原型男性的人，也会不可避免地从原型女性那里经验到其本性中的“危险”本能，所以原型女性（也包括任何与之相连者）才展现为典型的落入无意识中的危险。

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再来看《魔笛》的歌词，就会对两股对立力量，即夜后和祭司萨拉斯托（Sarastro）的内在品质产生洞见。夜后代表黑暗面，被道德化的男性美德观经验为“邪恶”的化身。在歌剧中，她是所有危险情感的代表，特别是“复仇”和“骄傲”的情感。此外，她还代表了邪恶的力量原则，谋杀那一幕，借助于死亡形式，她意图倒施逆行，成为光明面和太阳，即“好”原则的主宰。因此，原型女性通过幻觉、迷信和欺骗来诱惑人，她扮演着恶魔的角色，令凡夫堕入陷阱，以邪恶嘲弄之，最后令其在绝望中死去。

《原型女性与母权意识》

荣格学派知名学者诺伊曼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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