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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o to Mozart: Isaac Stern in China
一九七九年，。他就是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前来北京、上海巡回讲学及演奏。
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呆了约一个月，不仅为劫后幸存、馀悸未消的民众带来了音乐女神的抚慰，更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颇有意义的纪录片：：斯特恩在中国》。
这部纪录片详细记述了斯特恩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譬如与刚获“解放”的李德伦（时任中央乐团指挥）、谭抒真（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等中国同行的交流，在座无虚席的剧场里生动活泼的Master Class，以及他对当时国内音乐学子的观感……在短短一个多小时里，音乐超越了国族与意识形态的阻隔，成为当时两个南辕北辙世界的共通语言。
该片在1981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当年戛纳电影节特别奖。西方媒体对该片评价甚高，尤其是“对艺术、对文明以及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方面的贡献。”
斯特恩一九七九年的“音乐外交”是在“竹幕”刚刚拉开之后，正如纪录片名所揭示的，，。
二十余年如一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斯特恩当年实际上是用“音乐外交”来消除中国与西方长期的隔阂，用异邦的“高雅艺术”来建立互信与了解。坚冰一旦打破，紧随莫扎特、贝多芬而来的，则是以好莱坞和可口可乐为代表的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且与时并进，不断“本地化”，以铺天盖地之势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欲望。
时光流转，中国不仅早已从“毛先生”迈向“莫先生”，甚至更进一步，从这一个“莫先生”（Mozart）跃进到另一个“莫先生”或曰“钱先生”（Money）了。就任何一个变动中的社会而言，这种转变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讽刺的是，中美或中西之间横亘的“理念之墙”（Wall of Ideas，，并没有因为中土这一“伪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倾圮。在此问题上，似乎单靠“莫先生”的艺术神力亦无济于事。
所以，，不禁有恍若隔世之感。尤其看到片中那个一九七九年的中国，，民众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虽然还显僵硬，但在一股拂过神州的清新之气鼓舞下，大家对西方及外部世界的好感正在萌芽，无论是上海街头面对摄影镜头大胆讲英语，说他喜欢美国歌星的男青年，还是官方宴会上热情得有些过分，用英语“背诵”着革命外交套话的普通官员，都让人联想起十年后另一部纪录片The Gateof Heavenly Peace中也曾有过的相似情景。
那仿佛是历史的昙花一现：中国正在从“毛先生”向“莫先生”甚至“德先生”缓慢然而颇有实效地行进……
，斯特恩不止一次告诫中国的音乐学子，不要只是着眼于技巧的训练。他说很多中国学生都掌握了高难度的演奏技巧，但对音乐的理解却远远不够。他们的演奏很娴熟，但阐释的音乐没有深度，因为没有用心去聆听去吟唱。
片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李德伦和斯特恩讨论莫扎特，大谈欧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背景，但斯特恩却不认为莫扎特的音乐天份和资本主义扯得上什么关系。
回首当年，斯特恩中国之行已是陈年旧事，今天的中国音乐家不仅有技巧，也懂得怎样阐释西方音乐；李德伦虽已作古，但相信他若在世，。
由此不妨多想一层，斯特恩虽是在谈音乐，但他对中国人的毛病实在看得很准。“莫先生”不仅是个技巧的问题，更是心灵感应或者观念层面的东西。如果没有心灵相通，就算你使出十八般武艺卖力演奏，你的“莫先生”亦只能停留在纯技术的层次。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今天的中国对“莫先生”的理解已经大有进步，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理解，多少还停留在斯特恩第一次来华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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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音乐，仅仅是音乐，不关其它，那该多好。
，尽管他有一个半小时长，尽管市面上的版本大多还附加了20年后的重访纪录片，还包括另一部时长半个小时的当年套拍出来的名为《来自上海的绅士》的人物纪录片，都看下来要近三个小时。
片子一开始，你也许就会被其出色的剪辑节奏和当中优美的古典音乐旋律所吸引，但是很显然，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影片所用的力气是不会停留在这些表面功夫上的。我们应该坚定地说，，它不是一部限于音乐技巧和音乐思想领域的传记片，从根本上说，，至少是在那个年代，它直接、敏锐、生动、巧妙而又不乏善意地反映了一个经历过文化浩劫之后的中国是如何重新开始接受现代文明和人的，尽管那时的中国人习惯了没有个性，千人一面，但是一旦有了交流和沟通，中国人还是展现出了改变的勇气和潜力，而这一切的切入点就是古典音乐。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时代的特征，往往会鲜明地反映在其文化领域，而文化领域的或大或小的变化，又往往预示和迎接着一个时代巨变的开始。
，。片子的开头直截了当，飞机降落北京，很快来到音乐厅，第一人称的叙述迅速把人们抛进那样一个时代，带进那样一次不同寻常的音乐之旅。
斯特恩这个俄国血统的胖子是享誉世界的小提琴演奏家，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对他出众的演奏技巧津津乐道。他更是美国古典音乐界的领军人物，是很多知名音乐家的伯乐，。斯特恩这一辈子算是给古典音乐的发展行善积德不少。
而在将近30年前，斯特恩做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和他的访问团一行犹如一场飓风，席卷了沉闷已久近乎窒息的中国古典音乐界。斯特恩除了出席官方安排的酒会和演出之外，他的大多数时间和兴趣都放在了参观和与音乐学院师生的交流上，这也是全片核心观点能有效表达的主要依托。
要知道，斯特恩与每一个中国演奏员和音乐学院学生的交流都可以说是碰撞，随之而来的是源自内心的惋惜和充满个性的启发引导，斯特恩始终透露着他对古典音乐的理解，并试图改变中国学生古板、模式化、不由衷的演奏状态，当他看到一点点改观，则笑得灿烂，，斯特恩这样的笑给人印象深刻，究其原因，那个时候的中国学生封闭太久，因此他只要稍稍在技巧上有所点拨，收效就很明显；然而如果你看到20年后斯特恩重访中国的纪录片，却很难发现他有20年前那样的笑容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否定和疑虑，他甚至毫不客气地把一干学生批得一无是处；如果说20年前的斯特恩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是鼓励式的，那么1999年那一次，则显然不是，他显然发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不是技巧问题，斯特恩讲出了这样的话，他说这一次来，他不关心技巧，而是内心。
那么我们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显然是在内心，显然不是20年前起步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斯特恩的访华，20年前是令人兴奋的，20年后则多了一些沉思。对这些音乐人来说，进步和发展是有的，而很多问题恰恰又是在发展中才暴露得更明显。这种反差，，1979年的画面上，，尤其是开头段落，在以后则逐渐淡化了，总体上说，美国摄影机眼睛里的中国普通人还很慢悠悠；而1999年美国摄像机的镜头里，中国人快起来了，骑着自行车还打着手机。
片中有一些至今令人难忘的段落，比如斯特恩和李德伦关于莫扎特的讨论就常被引用。当时，李德伦是中国指挥界的老大，斯特恩带来了充满他个人理解的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二人排练之余各自表达对莫扎特的理解，。
二十年后，1999年，李德伦已经坐了轮椅，斯特恩再次来华，正在音乐厅和乐队排练，忽然，李德伦被人从台旁推了上来，斯特恩看见老友，并没有停下排练，而是一边拉着琴一边走近轮椅上的李德伦，用琴声问候这位阔别20年的中国朋友，待乐曲奏完，79岁的斯特恩和82岁的李德伦拥抱在一起。随后，李德伦终于自己谈起当年那场关于莫扎特的讨论，。
很多古典乐迷应该对1999年那场李德伦实际上的告别演出记忆犹新，很多人写了当时的场景，很多人热泪盈眶，他和斯特恩的最后一次合作，人们早就忘记了关于莫扎特的分歧，人——谁能摆脱时代和环境的巨大影响呢？人——谁又会真的拒绝向着文明和开放迈出脚步呢？这一次合作，成全了很多人的愿望，，对纪录片人来说，能见证这一前一后时隔20年的合作，看着时间在自己的胶片上约会，简直是莫大的幸福。。
关于纪录片本身，，这对于纪录片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其次，导演本身的观察角度也很重要，没有那一部纪录片可以否认客观上的导演个人观点或者倾向，除非这个导演是既得利益者，而根本不在乎纪录片本身的价值。能够巧妙地把观点和思考融入一次不多见的专业领域的交流访问，艾伦米勒在很多地方处理得恰到好处，其核心是——“并不深奥，也不急躁”。
个人认为，这是制作一部可以赢得更多人关注的好的纪录片的关键之一，导演的心态十分重要，我们往往不是过于急躁就是过于深奥，拿捏把握这个火候的功力欠佳。
：弹钢琴的潘淳，拉小提琴的徐惟玲，拉大提琴的王健。潘淳在影片中那段钢琴独奏确实精彩，小小年纪已经很有范儿了；徐惟玲给人印象不深；王健却绝对是腕儿。，就是当年戴着红领巾演奏大提琴的王健小朋友，演奏完毕，他站起来，向斯特恩敬了一个我们都曾经无数次敬的队礼——“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前两天，在央视音乐频道看到王健的访谈，觉得他太累了，一脸的疲惫，一年有几十上百场演出，在全世界不同城市飞来飞去，背着他的大提琴，以宾馆为家，没时间倒时差，甚至在台上睡着。当初，斯特恩说如果你不把音乐视为生命就不要做音乐家，这是多么崇高而真诚的话，而今我们看看王健，再看看一年不下一二百场商演的中国古典音乐的肾上腺素——郎朗，一个比一个累；倒不如说，音乐是生活，生活不只有理想和信念，它还需要经营，需要物质，需要遵循规则，否则，你只能将你的生命和你的音乐一同埋葬。古典音乐的商业化倾向——困扰我们的问题越来越高端，无心探讨，还是从低端一些的做起吧。
。谭老先生虽是山东人，说起话来，却软得像江南的水，这是有原因的。说起来，谭抒真在中国西方古典音乐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人物，当年上海租界工部局——也就是租界政府性质机构有一个交响乐团，里面放眼望去尽是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绅士般的演奏员，而谭抒真则是四十年代进入该乐团担任小提琴演奏员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人之一。
，谭抒真侥幸活下来了，才有幸见到1979年的斯特恩，才能在《来自上海的绅士》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来自上海的绅士》应该属于套拍，，几乎同一时间，另辟主人公，做出的一部纪录片，相对无名，相对单调，，是个补充，更是一个调节，毕竟，在斯特恩等人对中国年轻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愚钝迷惑不解的时候，有些东西被一笔带过了，而那些令人惋惜和痛心的现象背后，一定是一段无比沉重和值得反思的历史在作祟。
有纪录片，我们就算不思考，也能坐在家里，一个人安静地面对那些曾经活生生的人，看他们哭，看他们笑，听他们说，听他们唱，这种感动往往不会带来眼泪，却不代表心不在颤动。
纪录片是时间的凝结，，里面那些人物怎么样了？ 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2001年9月22日逝世，终年81岁。 李德伦：2001年10月19日逝世，终年84岁。 谭抒真：2002年11月28日逝世，终年95岁。 王健：享誉世界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葡萄牙籍。
本文原载于时光网，
THE END
栏目主编 | 书乡+Sukie Chen
编排 | Suki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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